如果结果阴性,可以排除这个方向;
如果阳性,至少我们找到了一个可干预的环境因素——调整居住环境的电磁屏蔽,或者尝试特定的药物来稳定神经膜电位。”
伦德教授思考了片刻,郑重地点头:“我们会安排这些检查。
谢谢江医生的建议。”
第一轮交锋,江权提出的思路虽然非主流,但逻辑清晰、可验证,赢得了不少与会者的点头。
接下来的三个病例,江权没有主动发言。
江权安静地听,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
这种沉静反而让更多人开始注意他——在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上,能够克制表现欲的年轻人,要么是心虚,要么是深不可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第五个病例陈述时,情况开始变化。
患者是位五十二岁的日本企业家,症状是周期性高热,每次持续七十二小时,体温在39。5℃到40。2℃之间波动,然后自行消退,间隔七到十天再次发作。
同样,所有感染指标阴性,自身免疫筛查阴性,肿瘤标志物阴性。
更奇怪的是,发热期间他的认知功能不受影响,甚至能正常处理工作邮件。
东京大学医院的山本教授介绍完病例后,特别提到:“我们曾考虑过伪装热,但患者非常配合检查,且在隔离观察期间症状依旧出现。
我们也尝试过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免疫调节治疗,全部无效。”
提问环节,几位专家提出了罕见的遗传性周期热综合征、隐匿性感染、甚至副肿瘤综合征等猜测。
山本教授一一回应,表示这些方向都探索过,没有阳性发现。
这时,一位坐在第一排的老者举手了。
当老者站起身时,会场明显安静了一个度——戴维·斯坦利,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国际发热性疾病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今年已经七十八岁。
工作人员小跑着递上话筒。
“山本教授,”斯坦利的声音苍老但有力。
“我想问一个可能偏离医学范畴的问题。
患者发病前,是否有过特殊的文化体验?
比如,接触过某些古老的器物?
或者去过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地方?”
这个问题让会场气氛变得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