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垂眸,用小银匙缓缓搅动咖啡。“嗯。”
“她死于十二年前,临江市第一医院。死因:急性心力衰竭。但尸检报告显示,她血液中地高辛浓度超标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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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尖顿住。
“地高辛是强心药,治疗心衰。但过量会导致室颤、猝死。”我声音很稳,“而当年,给她开药的主治医师,叫陈砚之。”
他抬眼。
“陈砚之,”我一字一顿,“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是周叙——你生父——现任妻子陈淑兰的亲弟弟。”
他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叹息:“你连这个都查到了。”
“我还查到,”我拉开包,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推到他面前,“十二年前,你母亲住院期间,曾三次向临江市公安局递交实名举报信。举报对象:周叙。举报内容:蓝湾码头多年系统性走私,资金经由境外空壳公司回流,用于操控本地航运协会、腐蚀海关及边检人员。其中一笔三千万元赃款,转入陈淑兰名下离岸账户,时间就在她与周叙领证前十七天。”
林砚没碰纸袋。他只是静静看着我,眼神像深潭,映不出波澜,却让人不敢直视。
“你母亲的举报信,全被压下了。”我继续道,“信访办签收章是假的,内部流转单缺失,原始信件至今未归档。而当年负责督办此案的副局长,半年后调任省交通厅,去年因受贿罪被判十年。”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喉结微动。
“你成为律师,就是为了查这个?”我问。
“不。”他放下杯子,杯底与瓷碟相碰,发出清越一响,“是为了确保,下一个举报的人,不会像她一样,死在病床上,手里攥着没寄出去的信封。”
我沉默片刻,问:“周叙知道你查他吗?”
“他知道。”林砚望向窗外,梧桐叶影斑驳,“所以他让我做他的律师。不是信任,是监视。也是……最后的仁慈。”
“仁慈?”
“他给我两个选择。”他转回头,目光灼灼,“第一,我替他打赢这场官司,让他‘合法’脱罪,然后,他把我母亲真正的死亡报告,连同当年所有被销毁的举报证据原件,亲手交给我。第二……”他顿了顿,“我若坚持公诉到底,他会在开庭前三小时,让一名关键证人‘意外身亡’——那人,是当年蓝湾码头唯一活下来的报关员,也是唯一能指证周叙亲自验收毒品的目击者。”
我呼吸一滞。
“你威胁我。”我说。
“不。”他摇头,“我在给你一个机会,沈昭。一个用法律之外的方式,完成法律之内无法抵达的正义的机会。”
“污点证人?”我听见自己声音发紧。
他颔首:“周叙愿作污点证人。条件只有一个:不起诉他本人,不公开其供述来源,不牵连其家属。他愿意指证陈淑兰、陈砚之、以及背后真正的操盘手——临江市航运协会会长,谢秉坤。”
我猛地攥紧掌心。谢秉坤。那个总在市政协会议上发言、笑容和煦、亲手给“优秀青年检察官”颁奖的谢会长。
“他凭什么信你?”我问。
“因为他知道,我比任何人都想送谢秉坤进监狱。”林砚目光如刃,“十二年前,谢秉坤主持修订《港口货物申报管理条例》,新增一条:‘对主动披露重大违法线索者,可视情节减轻或免除处罚。’那条款,是我母亲用最后三个月生命,拖着衰竭心脏,逐字逐句修改、推动、游说,才写进草案的。可条例颁布当天,她死了。而谢秉坤,用她起草的条款,赦免了三个他亲手放进码头的毒枭。”
咖啡凉了。阳光斜切过桌面,在他手背上投下细长阴影。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衬衫上的咖啡渍——那不是失误,是刻意为之。他在用最日常的狼狈,掩盖某种精密运转的疲惫。
“你早知道我会来。”我说。
“我知道你会查到底。”他纠正,“但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把这摊浑水,搅得更清一点。”
我没有立刻回答。
走出咖啡馆时,风很大,卷起满街梧桐落叶。我站在街口,掏出手机,拨通检察长办公室号码。接通后,我只说了一句:“王检,关于蓝湾码头案,我申请变更办案组成员,并启动污点证人审查程序。另,请求对谢秉坤名下全部企业及关联账户,进行紧急司法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