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第一次见到陈砚舟,是在市检察院刑事检察一部三楼的证人接待室。
那天下着冷雨,玻璃窗上爬满水痕,像一张被反复擦拭却始终模糊的脸。她坐在硬质塑料椅上,指甲掐进掌心,数着墙上挂钟秒针的每一次跳动——滴、滴、滴。七点四十三分。距离约定时间已过去十三分钟。
门被推开时,风裹着湿气卷入。他没打伞,肩线微潮,深灰色羊绒大衣下摆沾了两道浅灰泥印,左手拎着一只磨旧的牛皮公文包,右手插在裤袋里,指节修长,骨节分明。他抬眼扫来,目光沉静,不锐利,却像一柄收在鞘中的薄刃,无声地切开空气里凝滞的紧张。
“林晚?”他声音不高,略带沙哑,像砂纸轻磨过木纹。
她点头,喉间发紧,只发出一个单音:“嗯。”
他颔首,在她对面坐下,将公文包放在膝上,没有立刻打开。窗外一道闪电劈开铅灰色天幕,惨白光亮映得他侧脸轮廓陡然清晰——鼻梁高而直,下颌线利落如刀削,左眉尾有一道极淡的旧疤,细如发丝,若不细看,几乎隐没于眉色之中。
“我是陈砚舟,负责你这起刑事案件的主办检察官。”他顿了顿,从包中取出一份文件,封皮印着烫金检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你已签署《污点证人作证承诺书》,自愿以证人身份配合调查,指证周临川等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以及近三年内六起有预谋的敲诈勒索案。”
林晚垂眸,盯着自己交叠在膝上的手。那双手曾为周临川调过三百二十七杯威士忌,擦过他西装袖扣上每一粒暗纹,也曾在暴雨夜替他递过一把伞,伞面朝他倾斜十五度,自己半边肩膀淋得透湿。
周临川是江城最年轻的地产新贵,也是警方档案里代号“青枭”的核心人物。他笑起来时眼尾微扬,说话慢条斯理,连威胁都像在讲一个遗憾的寓言。他曾对她说:“晚晚,法律是网,但网眼太大——风能穿过去,人也能。”
而此刻,这张网正由眼前这个男人亲手编织。
陈砚舟翻开案卷第一页,纸页翻动声清脆。“你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2023年9月18日凌晨两点零七分,周临川驾驶黑色迈巴赫驶离‘云顶会所’地下车库,副驾位坐着张哲——也就是三个月后死于‘意外坠楼’的前财务总监。视频中,周临川低头看了眼手机,说了句‘处理干净’。这句话,与张哲手机恢复数据中最后一条未发送短信内容完全吻合:‘账目已删,U盘在保险柜第三格。’”
林晚闭了闭眼。那晚她本不该在车里。她是去取周临川忘在休息室的领带夹——一枚白金雕花的鹰首,翅尖嵌着一颗微小的蓝宝石。她记得自己蜷在后排,把脸埋进臂弯,假装睡着。可声音太清晰,像冰锥凿进耳膜。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陈砚舟忽然问。
她抬起眼。他没看她,视线落在案卷某处,笔尖悬在纸页上方,未落一字。
“因为张哲死前,给我发过一条语音。”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只有九秒。他说:‘晚晚,别信他给你看的账本……真正的流水,在老宅书房油画后面。’”
陈砚舟终于抬眸。这一次,他的目光停驻在她脸上,久久未移。窗外雷声滚过,闷重如鼓。
“油画?”他问。
“《春樱渡口》,陈之谦1947年的作品。周家老宅客厅东墙。”
他合上案卷,从公文包夹层抽出一张照片,推至她面前。
照片泛黄,边缘微卷,是二十年前的旧照:青砖院墙,一树盛放的早樱,树下站着两个少年。左边那个穿白衬衫,身形清瘦,腕骨突出,正仰头看花;右边那个穿藏蓝毛衣,一手插兜,一手搭在同伴肩上,笑容明朗,眼神却已初具锋芒。照片右下角,一行钢笔小字:“砚舟&临川,十八岁,樱落前。”
林晚指尖一颤。
“周临川和我,小学同班,初中同校,高中同届。”陈砚舟语调平缓,无波无澜,“他父亲是我父亲的主治医生。我母亲病重那年,周医生连续七十二小时守在ICU外,亲手为她调整过三次镇静剂量。”
林晚怔住。
“但他也在同一张处方笺背面,写过‘林氏建材投标价已泄,加价三十万可保中标’。”陈砚舟指尖点了点照片上少年周临川的笑脸,“后来我查到,那张处方笺,被他夹在医学笔记里,保存了整整十年。”
雨声渐密,敲打窗棂如叩问。
林晚忽然想起初遇周临川那日。她刚结束法学院实习,在律所整理卷宗至深夜。电梯故障,她徒步下二十八层楼梯,高跟鞋断了跟,狼狈蹲在消防通道里系鞋带。头顶灯光忽明忽暗,一道影子覆下来。他蹲在她身侧,没说话,只是从口袋掏出一把银色小剪刀,咔嚓两声,剪掉她左脚丝袜勾出的长线,又用拇指抹平袜筒褶皱。
“丝袜勾线,比高跟鞋断跟更让人慌。”他笑着说,“慌的时候,人容易看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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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时抬头,撞进他眼里——那里有笑意,有分寸,还有一种近乎悲悯的了然。
她以为那是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