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有些失礼的施耐德用强大的意志力将眼神从木兰身上挪开。
他低头看了看那些木箱,目光落在箱子上那些毛笔字上,又愣住了。这次不是为人,是为字。
“这字……”他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是谁写的?”
木兰本来没听懂他刚才那句德语的赞叹,只当他在夸箱子上的字,便回头指了指队伍最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我奶奶写的。”
这一声“奶奶”喊得无比自然,声音不大,却软软糯糯的,像刚出锅的糯米团子。
更像一颗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漾开一圈圈暖意。
老太太正弯腰扶着一个歪了的箱子,听见这一声,直起腰来,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听见木兰喊奶奶,江冬眼睛一亮,张嘴就想说什么。可惜嘴皮子刚动,就被木兰捏成鸭子嘴。
破小孩,早就防着你呐!
施耐德这才注意到队伍最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雨丝细密,木兰从箱子里翻出一条披肩,轻轻搭在老太太肩上。
那条披肩不大,墨蓝色底子,边角绣着几枝梅花。针脚细密,花蕊处用了极细的金线,在灰蒙蒙的天色里若隐若现。
最奇的是那梅花。正面看是含苞待放的骨朵,翻过来,却成了半开的花。两面纹样不同,针脚却一样平整,看不出正反,分不清里外。
老太太拢了拢披肩,指尖轻轻拂过那几枝梅花。披肩是临行前绣的,断断续续绣了大半年。本想着送给木兰这个孙媳妇当做见面礼,没想到兜兜转转,最后还是披到了她自己身上。
江奶奶穿着一件靛蓝色的棉布外套,浆洗得板板正正,领口和袖口磨得微微发白,却不见一丝褶皱。
那蓝色不是新的那种亮,是穿了几年、洗了无数水之后沉下去的暗,像老宅子里的青砖,越旧越有味道。
袖口挽了两道,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披肩搭在肩上,那几枝梅花便稳稳当当落在胸前,不偏不倚。
笔直站立的江奶奶,目光沉静,看见施耐德看过来,微微点了点头,不慌不忙,不急不躁,那姿态不像个来搬书的随团家属,倒像是哪家大户里见过世面的老祖母,在自家园子里偶遇访客,从容地点头致意。
施耐德怔了一下。他见过不少华国人,穿中山装的官员、穿工装的技师、穿学生装的年轻人。
头一回见不用人搀扶,还站得这么直的老太太。
蓝外套不新不旧,袖口磨出毛边,偏偏肩上搭着那么一条披肩,墨蓝底子衬着梅花,素净里透着说不出的讲究。那梅花绣得精巧,针脚细密,花瓣的纹路丝丝分明,像是刚从枝头摘下来,还带着晨露。
施耐德后来跟同事说起这一幕,想了半天,只说了一句:“那位老太太,像一本合上的书。你看不见里面的字,但知道是好书。”
他没有夸张。
自认为半个华国通的施耐德盯着那几枝梅花看了好几秒,心里盘算着这针法,是苏绣还是湘绣,最后还是没敢问。
只是弯了弯腰,双手有些笨拙地垂在身侧,像是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最后学着东方人的样子,微微拱了拱手,又觉得不对,又放下来,那动作生疏得很,像头一回穿新衣裳的人,哪儿都别扭。
木兰在旁边忍不住笑了,轻声说:“施耐德先生,不用这么客气。”
施耐德直起身,脸上有些窘迫,搓了搓手,语气里带着几分歉意:“这次书展,实在是仓促了。按规矩是六年一届,今年提前了两年,好多事情都没准备周全。你们的展台位置不太好,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他顿了顿,目光又落回那些木箱上:“1959年那届,你们的展台在最中间,人来人往,热闹得很。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评委们看了都说‘即便把所有奖牌颁给它都不够’。《上海博物馆藏画》拿了金质奖章,《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也拿了金奖,《西厢记》连环画也拿了金奖。还有活字印刷样品、宣纸样本、线装书工艺……那次你们一共拿了十个金质奖章、九个银质、五个铜质。”
他说着,眼睛亮起来,像是又回到了四年前的那个秋天:“我记得那天颁奖,评委们围着你们的展台转了好几圈,最后说了一句话——‘华国书,不是印在纸上的,是长在纸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