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藩主被削去实权,重新授以地方行政官衔,按等级编入文、武职官体系,仅保留象征性封号和部分俸禄。
同时,大量儒生、官吏、工匠、商贾自明土渡倭,建立书院、督学馆、明制工坊、钱庄、监营司,使各地行政、经济逐步与中土接轨。
徐闻深知文化同化胜于武力征服,于是设立“皇明书院”,在东都设三大学堂,教授汉文、四书五经、律令制度与农本理政之道。
日本原有的寺院学问所被改为“县学”,并入皇明教统。
令降将之子必入官学,学习明制,接受礼教训导。
大量日本少年开始改用汉名、着明服,甚至在东京街头以“孔子曰”作答。
京都贵族妇人以能读《大学》《礼记》为荣,日本社会上层渐染儒风,礼仪制度亦大为整肃。
为了根除反抗根源,徐闻迅速整编倭地兵制。
原幕府军被分拆编入明军体系,改制为“征东协军”,统一训练、统一指挥;
明军设立“都察司”督察地方武装动向;
禁止私设兵营、私养武士,凡持兵不报者,视为叛逆处死。
而面对顽固不降的残余势力,徐闻采取分区清剿、连坐压制与政治招抚并用之策。
最着名的是“关东余孽三年剿灭战”。
那些逃入深山或联合海盗骚扰海岸的旧幕府死忠,被分为十三股势力,活动于箱根、日光、越后、佐渡等地。
徐闻任命孙子徐昭为“东征使”,统领五万兵力,分批扫荡。
对顽抗者:焚寨灭营、斩首示众;
对动摇者:劝降纳编,封为佐将,令其子送往东京为质;
对归顺者:赏赐田土,允其归耕。
一年之内,残敌尽平。
远在北京,成化帝朱见深,收到越王府奏疏后的反应,亦是满意非常。
他对身边太监说:“相父之策,不在于取国,而在于守人,能得人心之地,方可为久远之业。”
随即下旨:“准越王府设‘东瀛宗藩录事司’,专录各藩功绩与治绩,若有能者,许其子孙赴京入仕。”
又传太常寺重修明史,增设“平倭列传”,以记此番征东功绩。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数月之后,东瀛各地重新恢复市集,京都宫邸开设书院,下关船厂重整盐运。
百姓照常织布耕田,士族入新藩议事。
东瀛这片饱经战火的岛屿,终于迎来安宁。
很快东瀛行省已建立起一套较为稳固的“王藩州县”统治体系。
东都成为贸易枢纽与行政中心,士族转为吏员、工匠、商户。
大明文化全面覆盖,明历、明币、明律成为日本社会准绳,百姓初觉异样,后渐安于法度,商路通畅、田畴丰稔,叛乱再未生起。
越王徐闻在一次朝会上淡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