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书记员,声音温软:“您好,这里是人民检察院,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林晚闭上眼,喉头滚动:“我要举报周振邦。他杀了沈砚秋。证据在我手里。但我需要……一个能活到开庭那天的保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七秒。
然后,一个低沉的男声接过话筒:“我是陈砚舟。林晚,你先别挂。告诉我,你手上有什么?”
她说了U盘,说了表声,说了赵坤的语音。
陈砚舟没打断,也没记录,只问:“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她顿了很久,才答:“因为昨天,我看见沈砚秋的母亲,在菜市场卖藕。她左手缺了三根手指,切藕时用断掌压住,藕节滚了一地。她弯腰去捡,后颈的骨头凸出来,像一把折断的尺子。”
陈砚舟静了五秒,说:“好。我接这个案子。”
——那是他们之间,第一句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此后三个月,林晚住在检察院指定的安全屋,一套位于老城区七层居民楼里的两居室。没有阳台,窗户装着防爆膜,窗帘永远半垂。每天上午九点,陈砚舟准时出现,拎一个深蓝布袋,里面是当日新增的卷宗、打印好的询问提纲、有时还有一盒温热的银耳羹——他记得她胃寒,忌生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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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问她过去。不问她为何替周振邦做事,不问她是否知情杀人,不问她有没有参与分赃。他只问事实:时间、地点、人物、动作、物品、对话原话。每个问题都像手术刀,精准切开记忆的表皮,暴露下面尚未愈合的神经。
她渐渐发现,陈砚舟办案的方式很怪。
他不迷信口供。他相信物证链的咬合度,相信时间戳的不可篡改性,相信电子数据残留的微弱电荷。他调取过青龙河沿岸三公里内全部民用监控,逐帧排查2021年12月21日18:00—24:00所有经过车辆;他申请技术复原被格式化的服务器日志,从十六万条碎片化记录中,拼出赵坤登录财务系统删除流水的精确路径;他甚至让技侦部门模拟了沈砚秋手机最后发出的短信信号衰减曲线,最终锁定其关机前最后一分钟,手机曾被置于青龙河桥墩内部空腔——那里,至今还嵌着半枚锈蚀的铜纽扣,经DNA比对,属于沈砚秋外套左胸口袋。
林晚第一次随他去现场勘验,是在一个暴雨将至的下午。
青龙河桥底阴冷潮湿,水汽裹着铁锈味扑面而来。陈砚舟蹲在桥墩裂缝前,戴着手套的手指探入幽暗缝隙,取出一枚拇指大小的黑色塑料片——那是某品牌行车记录仪的存储卡残骸,边缘熔融,显系高温灼烧所致。
“赵坤的车,2021年12月21日晚八点零三分,驶过此桥。”他头也不抬,声音平稳,“卡被烧毁前,至少录下了三分钟画面。我们正在恢复。”
林晚望着他沾着泥灰的指节,忽然开口:“你不怕我骗你?”
陈砚舟终于抬头。雨水顺着他的额角滑下,在下颌线处悬停一瞬,坠入衣领。他没笑,只说:“你若想骗,早该编个更圆的谎。比如,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你当时在外地。可你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路——交出证据,承认共犯身份,求一条活命。这不像撒谎,像赎罪。”
她怔住。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自己从未真正被当作“污点证人”——在他眼里,她是一个必须被还原的坐标,一个待解构的变量,一个……正在缓慢重新组装的人。
案件推进并非坦途。
2022年6月,市检正式对周振邦立案侦查。同日,林晚收到一封匿名快递:一只儿童用陶瓷存钱罐,底部印着“青龙河幼儿园·2019届”。罐身完好,摇晃无声。她砸开它,里面没有硬币,只有一张泛黄照片——她抱着三岁的女儿朵朵,在幼儿园樱花树下,朵朵的小手正捏着一朵粉白花瓣。
照片背面,一行钢笔字:“证人保护协议,有效期至开庭结束。之后呢?”
她攥着照片,指甲陷进掌心。
当晚,陈砚舟来安全屋,带来一份新文件:《关于变更证人保护等级的请示》。他指着其中一条:“拟申请将林晚女士保护等级升至‘一级隐匿’,即庭审前切断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亲属联络权限。”
“为什么?”她声音发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