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和家属谈一次。”
顾承洲点头。
“我陪你。”
家属谈话室里,赵立军的妻子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安地握在一起。
她的眼眶已经红了,但是还在强撑。
旁边是患者的弟弟和工地负责人。
顾承洲先把两套方案摆出来。
第一套是截肢方案。
风险相对可控,感染和坏死风险低一些,后续装假肢、康复路径很清楚。
第二套是尝试保肢。
手术时间长,失败率高,可能多次手术,可能感染,可能血管再堵,可能皮瓣坏死,可能最后仍然截肢。
陈越接着补充。
“我们不能保证保住他的手,也不能保证保住之后能像以前一样干活。”
“最好的情况,是保留部分感觉、部分辅助抓握和支撑功能。”
“最坏的情况,是手术中或者术后发现无法保留,仍然截肢。”
“如果因为保肢拖到危及生命,我们会立即放弃保肢。”
患者妻子听完后,眼泪一直往下掉。
她没有立刻签字,而是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保住一点功能,他以后还能自己吃饭、穿衣吗?”
陈越停了一下。
“有这个可能,但我们现在争取的不是马上恢复,而是给以后恢复留下基础。”
患者妻子站起来,对着陈越深深鞠了一躬。
“医生,我们相信你,希望你能保全他的一只手。”
陈越没有回避这个话题的重要性。
他只是点头。
“我尽全力。”
说完之后他就转头去了手术室。
此时并没有论坛、没有掌声,也没有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