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后,秦王做了太子。
没过多久,皇帝传位。
秦王登基,做了皇帝。
改元,贞观。
那时候我想,乱世,总算是真的过去了。
我想起我爹,临死前看着那盆炭火说,三代人的树啊。
我想起他信了一辈子、又眼睁睁看着塌掉的那些东西。规矩。章程。百姓的活路。
我想,如今,该是把这些东西重新立起来的时候了。
贞观初年,是我这一生最忙的几年。
太上皇把位置彻底让了出来,整个大唐,瞬间压在了陛下身上。
陛下将我封做了兵部尚书,后来做了尚书右仆射,房玄龄做了尚书左仆射。
房谋杜断,从军帐里搬到了朝堂上。
朝堂上的事,比军帐里更杂,更难。
打仗,目标是清楚的,打赢就行。治国,没有一个赢字能说清楚。
要让百姓有饭吃,要让律令立得住,要让官吏不贪,要让朝廷的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要让边境安稳,要让读书人有出头之日。
千头万绪。
我跟房玄龄又开始对着一盏灯磨。
跟当年在军帐里一样。他出主意,我拿主意。他想得细,我定得快。
只是,磨的东西不一样了。
当年磨的,是怎么打赢一场仗。如今磨的,是怎么定一条律,怎么选一个官,怎么定一州一县的赋税,怎么安顿一批流民。
贞观初年,百废待兴。
隋朝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律令乱了,户籍散了,田荒了,百姓流离失所,到处是流民。
这些,一桩一桩,都得理。
定律,是头一件大事。
隋朝的律太苛,动辄重刑。我跟房玄龄,还有一帮人,重新议定律令。
议律的时候,我有一个准则。
我说,律,是用来护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一条律定下来,先问:它护的是谁,伤的是谁。
护的是良善,伤的是奸恶,这条律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