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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章 亚瑟·黑斯廷斯：一个理智囚徒被驱策的野心（第2页）

床头柜上，留着一封遗嘱和更名文契。

葬礼办得很简单，几位老佣人穿着不合身的黑衣出席，牧师诵读祷文，亚瑟低头不语，一切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安静、体面、无可置疑。

接下来，他该离开了。

他出发了，没有亲人送别，没有故土乡情，亚瑟·黑斯廷斯从布拉德福德登上了南下伦敦的马车。

此时的英国，虽然尚未完成民主化的华丽转身，却早已进入了社会结构松动的前夜。工业的蒸汽正在重塑伦敦的城市风貌，吞吐着白色纸张的印刷机正逐步摧毁教会权威，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渴望不再依附贵族的庇护。旧秩序仍在苟延残喘，新世界却已浮现轮廓。

伦敦大学，这所1826年成立的大学，便是那个裂缝中最先迸发出的光。

这所大学与牛津、剑桥迥异，它不问出身、不问信仰、不强制拉丁文功底，也不设贵族子弟优先的门槛。作为一道遭到贵族蔑视的高等教育裂隙，它却正好为那些无法以血统进入上流社会的“异类”提供了入口。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商人的次子、印刷匠的女婿、神学院放逐者、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异信者，甚至包括亚瑟·黑斯廷斯这样，一个不知其父为何人、不知其母葬何方的某某之子。

但是，毋庸置疑的，1826年，伦敦大学迎来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最杰出校友。

亚瑟·黑斯廷斯并不是那种会在讲堂上高声发问的青年，也不属于那些总能在茶余饭后争论柏克与庞德究竟谁更爱国的学生团体，但是这不代表他在伦敦大学就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埃尔德·卡特，一位试图打破身份桎梏融入新时代的贵族青年，伦敦社交舞会的常客，未来的海军部常务秘书，皇家海军众多制度的起草者……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亚瑟·黑斯廷斯在伦敦大学里为数不多的朋友。

或者说，至少埃尔德·卡特本人是这样以为的。

和亚瑟·黑斯廷斯不同，埃尔德·卡特出生时便拥有了姓氏、家徽与悠久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是个过气的爱尔兰议员，母亲出身于诺丁汉的某个破败贵族，家里尚能维持体面，但远不足以跻身上院。他们原本指望埃尔德走皇家海军那条路，或者伺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统。

但就像是许多热血上头的青年人一样，埃尔德偏偏想证明自己可以靠头脑和笔杆子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学院，也没有看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和剑桥的圣三一学院一眼。

他选择了伦敦大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归宿。

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此时阅历不深，而且内心中都怀揣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他们很快就变得私交甚笃。

那段日子，亚瑟·黑斯廷斯与埃尔德·卡特一同出现在了伦敦大学学生生活的各个角落：辩论社、哲学读书会、政论演讲集会，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时的他们，是被伦敦大学学生们称为“布卢姆斯伯里双子星”的存在：一个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贵族后裔，另一个则是始终语言犀利、热情洋溢的庄园继承人。教授们私下里对他们评价不一，有人说他们是“现代社会的苗头”，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轻风”。

但是当时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当年那些曾经由他二人亲笔书写的政论观点，日后会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的社论中被帝国出版公司豢养的“文学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一批驳。

谁能想到，当1832年伦敦街头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当伦敦塔下的示威人群与苏格兰场警察对峙之际，亚瑟·黑斯廷斯亲自向警队下达了镇压命令。

谁又能想到，1848年，当革命情绪从维也纳吹向伦敦，当宪章派试图闯入威斯敏斯特宫外高呼《人民宪章》之际，亚瑟·黑斯廷斯却没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为他不想重复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间所犯下的错误。

一夜之间，桥梁、隘口、政府大楼……每一处战略要冲都可以见到他手下的苏格兰场“打手”。